这只是2001年之前的事情。因为2001年之后,李小军和他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季羡林,再次见面,已是今年11月。
季承表示,原来他跟李玉洁也有联系,偶尔还请李玉洁坐到自己车内,谈谈老爷子的情况。但是有一天,他联系不上李玉洁了。李玉洁最近告诉他,因为工作忙,把他给忘了。
有次季承想去看老爷子,提前一天给李玉洁打了电话。但是,第二天到301医院门口的时候,门口通知,当天季羡林不会客。季承在雪地里跟李玉洁交涉了2个多小时,当时杨锐还是助手,来回跑着传话。
2006年,季承就给北大写过信,信中的大致内容就是,这样对待季羡林的事情是不妥当的,提了些意见和要求,最后他找到学校,学校说已经做了批示了,让他去找吴志攀书记。结果,吴书记每次都不在。
11月7日,在别人的斡旋下,分别13年的白首父子在医院聚首。季承看到老爷子就跪下了:我来给您磕头,还有听您的教训。
季承说,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。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,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,这几年,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。
他并不否认他对季羡林捐赠的那部分存有疑义,他说捐献时并没有析产,老爷子把老祖和奶奶的那部分也捐了。更重要的是,他担心那些捐献没有到位。
“我成了穷光蛋”
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说,季老和季承见面之后,季承要带着小孙子来看老爷子,护工事先跟季羡林开玩笑,说第一次见面,得包个红包。不过,老先生身边并没有一点可以支配的收入,最后,是护工借了3000块钱给老爷子。
这个老人不无风趣地拿自己开涮:“我是周扒皮,最后只剩一张皮了。×××发财了,××也发财了,我成了穷光蛋,我拿100块钱都困难。”
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穷。事发之后,身边的人看得心酸,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.9万稿费。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,季老把这给了季承,让他取1万块钱出来包红包,第二天,季承把整整齐齐的一叠钱放在老先生的案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