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没有明确的账目,没有人知道季羡林的稿费和收入大概多少。李小军回忆说,1996年,季羡林的稿费就出过一个事故,当时《牛棚杂忆》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,首发8万册,有个工作人员领了2万的稿费回来,当时李铮觉得这个数目不对头,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,才知道稿费是20万。当天,这个工作人员拿了存折就过来了。
在藏品流失事件被报道之后,杨锐向钱文忠短信表明清白,大意是,李玉洁交到她手上时,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,李玉洁表示,当时“卡片”什么的都给杨锐了,大概有2000多块钱,另外还有6万块钱给老先生做了塑像。
事发之后,杨锐留给公众的是一个沉默、负重的背影。她原来的手机号码是季羡林的工作手机,已转交到崔岩手上。最近唯一一次露面,是她通过《京华时报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,标题是《我沉默,是因为我清白》:
“不管李玉洁老师还是我,都并不是哪个单位正式任命的,我们是在季老同意和信任的情况下,为他服务。如果老人不同意、不信任,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无从谈起。”
季羡林对杨锐的不满倒是肯定的。老爷子说:这两年,我想见的人见不着,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。
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透露,老先生写了50幅僧人语录,杨锐还想让他写下去,老爷子不干了。这些僧人语录都不知道去了哪。
现在季羡林的户口本、身份证、存折、钥匙都在北大的保险箱里。季承表示,他也挺想找杨锐的,就是找不到,所有关于杨锐的消息都是崔岩聊天时透露的,据说,杨锐在家做账,杨锐住了北医三院的重症病房,等等。
拿不到的钥匙
最近,在北大新闻网置顶的都是同一篇公告:
“近日来,一些校外媒体记者多次电话询问所谓‘季羡林收藏书画被盗卖’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情况,我们非常理解和感谢媒体的关注。此前,学校已经通过新闻发言人就此事做了说明,结论是明确、清楚的。”